“金砖+”外溢效应不止于“南南合作”升级

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5日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新华社）

“金砖”这个被高盛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出的概念而形成的机制走过了第十个年头，一些西方媒体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这个机制前景的看淡，诸如经济增长陷入瓶颈，结构失衡，发展粗放等待，“金砖”失色论一度甚嚣尘上。

的确，受到美元升值、国际油价波动等影响，一段时间以来，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不同程度地下降。然而，这种唱衰论调在厦门峰会召开之际已经瓦解，金砖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正在稳步推进，经济增速保守稳中向好，并且在峰会中成功地扩展和升级了自己的影响力。“金砖+”（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概念的提出并迅速落实，又一次丰富了金砖国家在“南南合作”等区域经济合作及国际治理机制方面的实践。

在世界层面上，“南南合作”曾经最主要依靠的两大国际组织分别为1960年代初建立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它们在美苏争霸期间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经济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后进入又一次发展的黄金期，发展中国家则因为远离技术进步陷入发展瓶颈。进入全球化时代后，这两个组织缺乏大国的参与和实质上的支持，逐渐被边缘化，“南南合作”面临新的困境。

金砖国家机制的建立本身就是“南南合作”在21世纪的觉醒。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这五个国家都是各自区域内的重要国家，甚至有的是世界影响的大国，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3%。金砖国家丰富的自然禀赋，其内部相对完善或拥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产业、正在飞速发展的研发中心、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无限可能。它们有理由在“南南合作”的机制化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引领作用。

金砖国家对自身经济、人文、安全“三轮驱动”的进一步要求都会促进该机制在深化多边合作方面取得更多进展。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与运营、《落实〈金砖国家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行动计划(2017年—2021年)》的签订等等就是这种合作的深度体现。

同时，金砖国家机制的外溢效应正在逐步扩大，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愿意从中获取发展红利，“金砖+”于是应运而生，这对运行了数十年的“南南合作”机制进行了升级。“金砖+”的模式参照了当年G8与发展中国家对话机制的形式，这个机制数年的运转激活了此前名不见经传的G20。它的成功的案例让我们对“金砖+”有了更多的期待。

相较于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金砖+”在全球化时代的“南南合作”中有着更为明确和成熟的路径选择。主要大国引领，重要国家带动，一般国家参与，形成了完整的“南南合作”朋友圈层，它对提高决策效率，加强区域合作，提升合作水平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有着较为明确的国际分工合作，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在发达国家开始酝酿，这种趋势有可能将进一步恶化。“金砖+”的实施有助于将新兴市场国家的成熟经验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完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最终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金砖+”刚刚进入起步阶段，它的未来不可限量。此次与会的塔吉克斯坦、埃及、几内亚、墨西哥和泰国分别是亚洲、中东、非洲以及拉美的重要国家，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发展中有一定影响力和话语权，选择这五国作为对话国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机制在实际扩容前做出有益探索。

当然，“金砖+”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南南合作”，它也为发展中国家在G20和其他国际机制中寻求平等的“南北对话”提供有益的经验积累。众所周知，在G20等国际机制中，G7有着较发展中国家更为强大的话语权，在气候变化、国际贸易等议题上态度强势。金砖国家机制的建立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南北对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金砖+”的出现将会促进金砖机制在“南北对话”中展现出更多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从某种意识上，“金砖+”机制的完善将促进G20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更重要更均衡的角色。

金砖国家的“厦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三天，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影响深远。我们应当为“金砖+”的未来鼓与呼。（海外网专栏作者 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