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8月8日 孙中山先生委派胡汉民、廖仲恺、邓泽如、林云陔、孙科、宋子文、叶恭绰为中央银行董事。同日，核准中央银行的基金公债条例。

1923年3月,陈炯明被驱逐后,孙中山在广州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然而，频繁的军事斗争给革命政权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以至于1923、1924年年度府库收不抵支,每年亏空达二三百万元之多。于此同时，广东金融界极为混乱。汇丰、有利等外国银行左右着广东金融市场,它们有的投机倒把,买空卖空,扰乱了金融秩序。

孙中山深感欲求革命成功，必须建立完善的中央银行。1924年春，宋子文奉命负责筹备中央银行。8月2日,孙中山正式任命宋子文为中央银行行长,黄隆生为副行长。此后,各项筹备工作加紧进行。7日,孙中山批准了宋子文呈交的《中央银行条例》共16条。8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叶恭绰、廖仲凯、邓泽如、林云陔、宋子文和孙科等

组成中央银行董事会。这些人都为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从而使得中央银行在革命政权下属各机构中，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广州中央银行行长宋子文

一个星期后，1924年8月15日，中央银行在广州南堤原广东省银行旧址举行了“仪式极为隆重”的开幕典礼。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以“中央银行”命名的国家银行。在典礼上,孙中山向各界代表发表训词,“每讲至痛快处,掌声如雷,约历半小时”。孙中山一开始便强调“这个银行之所以能够开办，就是因为借了外国资本一千万”， 并把这一千万资本比作能够下蛋的鸡乸(母鸡)和谷种，希望军政官吏不要擅自提用，要求他们“保护这个中央银行”。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193号的中央银行大楼旧址，现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第一支行办公地。2002年7月，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当时中央银行是否真的募足了这一千万银行资本金呢？其实不然。事实上，当时的广州政府根本无法募集到这笔钱。宋子文曾考虑通过举借内债作为筹钱途径。8月6日,他将拟定的《中央银行基金公债条例》呈送孙中山，其中规定:为拨充中央银行资本起见发行公债,以广东省通用毫银1000万元为额,定名曰中央银行基金公债。但不久后即发生广州商团事件，政府失去了富商的支持，募集公债的想法化为泡影。内债不成，孙中山转而考虑息借外债。由于当时苏俄支持中国革命，所以孙中山对其借款寄予厚望。但在中央银行开幕的前几天，即1924年8月12日的第一次董事会上,胡汉民、邓泽如、廖仲恺、孙科、叶恭绰、林云陔、宋子文等七位董事，为借款之事争论不休。廖仲恺抢先发言：“我们即将得到俄国的1000万元贷款，我的意见是应加快准备，争取中央银行早日开业！”孙科疑心重重地说：“俄国人会不会骗我们？”叶恭绰、邓泽如等人附和着，会议室一片沉默。宋子文说：“俄国的贷款，我们只能说有，最好从现在起就

说到手了，各位是否明白？”大家先是不解，接着会意地点点头。据此可见中央银行此时并未得到苏俄资金援助。

因此，中央银行1000万元开办资本金名存实无。然而，形势逼人，在财政匮乏、金融混乱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成立势在必行，为树其信用，对外界宣称有此资金，确属一种高明的策略手段。大元帅府以广东盐税收入作为中央银行的信用“抵押”，尽管盐税也从来没有被专门用作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但它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大项，客观上加强中央银行及其所发纸币的信用。

中央银行成立后,即发行了印有孙中山肖像的纸币,面额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五种，称为“中央纸币”，俗称“中纸”。此后两年，随着广东趋于稳定，中纸也赢得了信誉，流通颇广。

广州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

不可否认，孙中山在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创办的中央银行实属当时的军事需要。据了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北伐战争期间庞大的军费开支，大部分仰赖广东财政，并由中央银行提供。1924年政府开支1000万元左右，1925年升至5800多万元，1926年高达1.4亿元。试想，如果没有中行的财力和信誉作保证,要取得北伐胜利是不可能的。

1927年南京设国民政府后，在上海增设中央银行。当时广东省当局考虑到广州中央银行为孙中山一手创办，必须尊重名义，不能降为分行，遂于1929年2月28日改组定名为“广东中央银行”(1932年元旦改组为广东省银行)。至此，孙中山手创的中央银行宣告结束。

参考文献：

1.周晓辉、莫春香：《孙中山与广州中央银行》，《五邑大学学报》第7卷，第1期，2005年2月。

2.张晓辉、叶少宝：《大革命时期中央银行初创资本金考》，《史学集刊》，2005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