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告人”掩盖“不可告人”？蔡英文用司法规避责任

台湾《联合报》今天发表评论说，蔡英文、蔡办公室秘书长陈菊，和英系要角陈明文，最近各为了不同原因“告人”。他们都说要“以讼止谤”，但这几个案子明明都很容易澄清，他们却坚持走上法院，是“以讼止谤”，还是“以讼止血”？

评论摘编如下：

陈菊为了高雄气爆案的善款使用，提告质疑的国民党“立委”。她在Facebook上花了许多篇幅谈自己多么高标准，谈经费使用经过审核，谈自己遭到抹黑，却只字不提善款是否拿去补助买文具、出国，不谈自己当初在相关会议上的角色，岂不怪哉？

至于高铁上的三百万疑云，在蔡英文要求“持续释疑”后，陈明文终于开记者会“澄清”。结果却拿了自家监视器照片，说钱是银行领出给儿子创业用，但提款明细却不公开，只说“交给司法”。若真的没问题，把资料摊开给外界检验，应该更能有效澄清吧！

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案更离谱。有人跑去英国翻了论文，列出疑点；但蔡英文从头到尾只有一招回应：“有毕业证书为证”。至于其指导教授、以博士身份投稿与实际拿到学位的时间落差、论文内容等诸多疑问，均避而不谈。若真要止谤，只要拿出论文或解禁阅览限制即可解套，但她却坚持提告，让人无法理解。

“告人”是个人的权利，但如果“告人”是因为“不可告人”，那事情就耐人寻味。三个人的事原本可以简单说清楚，蔡英文、陈菊和陈明文却都选择“告人”，说穿了，都是用司法手段来吓阻质疑，规避说明的责任罢了。（中国台湾网 张玲）